明代刘俊绘《雪夜访普图》苏东坡曾戏称，章惇将来会杀人不眨眼，不过那时二人还是朋友。后来的历史，却完全验证了苏东坡的预言。苏东坡到惠州后，章惇一心想搞死他，以免这只死老虎，有朝一日卷土重来。由于宋太祖不得杀文臣的最高指示（故宫博物院藏有明代刘俊绘《雪夜访普图》轴，描绘赵匡胤在风雪之夜探访大臣赵普的场面，可见赵匡胤对文臣的重视），他只能采取借刀杀人的老套路，于是派苏东坡的死敌程训才担任广南提刑，让苏东坡没有好日子过。苏东坡过得好了，他们便过不好。
那时，苏东坡的儿子苏迨等人已经去了宜兴，他的身边，只有儿子苏过、侍妾朝云、碧桃。
苏东坡的家伎本来不多，在汴京时也只有数人而已，与士大夫邸宅里檀歌不息、美女如云的阵势比起来，已称得上寒酸了。此番外放，前往瘴疠之地，苏东坡更是把能遣散都遣散了，唯有朝云，死也不肯在这忧患之际离开苏东坡，尤其在王闰之过世之后，这六十多岁老人的饮食起居，没有人照顾不行，所以她坚决随同苏东坡，万里投荒。
朝云之于苏东坡，并没有妻子的名分，却不失妻子的忠诚与体贴，朝云的存在，让晚年的苏东坡，多了一份安慰。
到达惠州的第二个秋天，苏东坡与朝云在家中闲坐，看窗外落叶萧萧，景色凄迷，苏东坡心生烦闷，便让朝云备酒，一边饮，一边吟出一首《蝶恋花》。
这词是这样的：
花褪残红青杏小。
燕子飞时，
绿水人家绕。
枝上柳绵吹又少，
天涯何处无芳草。
墙里秋千墙外道。
墙外行人，
墙里佳人笑。
笑渐不闻声渐悄，
多情却被无情恼。
“蝶恋花”，是五代到北宋时代的词人经常使用的一个词牌，是那个年代里最美的流行歌曲曲调。“蝶恋花”，本来就代表着一种依恋，甚至带有几分欲望的成分，晏几道、欧阳修、苏东坡，都曾用这一词牌表述自己的感情，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，就出自欧阳修的“蝶恋花”，20世纪词人毛泽东写给杨开慧的词，也有意使用了这一词牌。因此，这一词牌，可以被视作一种美学形式。
苏东坡的这首《蝶恋花》，本不是为朝云而作的，在词里，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在暮春时节，站在墙外偷看墙内少女荡秋千的偷窥者，后来那少女发现了有人在偷窥，就从秋千上下来，悄悄跑掉了，她的笑声，也越来越远。所谓“多情却被无情恼”，不是抱怨，而是自嘲，像苏东坡这样坦然在词里写进自己的尴尬，文学史上少见。
朝云抚琴，为唱出这首《蝶恋花》，却一边唱，一边落下眼泪。苏东坡看见朝云泪光闪动，十分惊讶，忙问这是为何，朝云说：“奴所不能歌者，惟‘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’二句。”这是因为这二句，看上去朴实无华，却道尽了人世的无常。苏东坡一生坎坷，在严酷的现实之前，他不过是个墙外失意的过客而已。朝云懂得这词里的深意；想到人世无常，一呼一吸之间便有生离死别之虞，她想为苏东坡分担他的痛苦，却又无着力处，每想及此，便泪如泉涌，无法再歌。此后，朝云日诵“枝上柳绵”二句，每一次都为之流泪。后来重病，仍不释口。
后来苏东坡才意识到，这是朝云死亡的不祥之兆。
朝云是在绍圣三年（公元1096年）的七月里死去的，那是她随苏东坡到达惠州的第三个年头，死因是传染上了当地的瘟疫。果然是岭南这瘴疠之地害死了她，或者说，是苏东坡的流放，害死了她。
弥留之际，朝云还在口诵《金刚经》的“六如偈”：
一切有为法，
如梦幻泡影，
如露亦如电，
应作如是观。
念着念着，朝云的声息渐渐低微下去，缓缓而绝。
苏东坡的第一位夫人王弗死时，36岁。
苏东坡的第二位夫人王闰之死时，45岁。
朝云死时，只有34岁。
苏东坡悲苦流离的一生，曾先后得到三位女子的倾心眷顾，她们却又先后华年而逝，对于苏东坡，是幸，还是不幸？
有人说，“‘枝上’二句，断送朝云”。
朝云死后，苏东坡终身不再去听《蝶恋花》。
三个月后，十月的秋风里，惠州西湖边，梅花又放肆地盛开了。西湖的名字，是苏东坡起的；西湖上的长题，同样是苏东坡捐建的。西湖的一切，都与从前一样，只是此时，苏东坡的身边，永远不见朝云的身影。她就葬在湖边的山坡上，离苏东坡并不遥远。墓树寒鸦，令苏东坡肝肠寸断，望着岭上梅花，苏东坡悲从中来，写下一首《西江月》：
玉骨那愁瘴雾，
冰姿自有仙风。
海仙时遣探芳丛，
倒挂绿毛幺凤。
素面翻嫌粉涴，
洗妆不褪唇红。
高情已逐晓云空，
不与梨花同梦。
朝云就这样走了，若她是蝴蝶，该有多好，会在每年花开时季，回来寻他。
北回归线的阳光照亮苏东坡苍老的面孔，荡秋千的少女却永远隐匿在黑暗中，永远不再复现。纵然长夜如发，寒凉透骨，梦醒时，却天空深邃，云翳轻远。
无论怎样，生活还要继续。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称，不妨把自己当成一个一生没有考得功名的惠州秀才，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岭南，亦无不可。他依旧作诗，对生命中的残忍照单全收，虽年过六旬，亦从来不曾放弃自己的梦想，更不会听亲友所劝，放弃他最心爱的诗歌。在他看来，丢掉了诗歌，就等于丢掉了自己的灵魂，正是灵魂的力量，才使人具有意志、智性和活力，尽管那些诗歌，曾经给他，并且仍将继续给他带来祸患。
朝云的死，没有让政敌们对苏东坡生出丝毫怜悯之心；苏东坡内心的从容，却令他们大为不爽。那缘由，依旧是苏东坡的一首名叫《纵笔》的诗，诗是这样写的：
白发萧萧满霜风，
小阁藤床寄病容。
报道先生春睡美，
道人轻打五更钟。
这首诗，苏东坡说自己虽在病中，白发萧然，却在春日里，在藤床上安睡。这般的潇洒从容，让他昔年的朋友，后来的政敌章惇大为光火，说：“苏东坡还过得这般快活吗？”朝廷上的那班政敌，显然是不愿意让苏东坡过得快活的，苏东坡快活了，他们就不快活。他们决定痛打苏东坡这只落水狗，既然不能杀了苏东坡，那就让他生不如死吧。朝云死后的第二年（公元1097年），来自朝廷的一纸诏书，又把苏东坡贬到更加荒远的琼州，昌化军安置，弟弟苏辙，也被谪往雷州。
苏东坡知道，自己终生不能回到中原了。长子苏迈来送别时，苏东坡把后事一一交待清楚，如同永别。那时的他，决定到了海南之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为自己确定墓地和制作棺材。他哪里知道，在当时的海南，根本没有棺材这东西，只是在长木上凿出臼穴，人活着存稻米，人死了放尸体。
那时的苏东坡，白发苍然，孑然一身，只有最小的儿子苏过，抛妻别子，孤身相随。年轻的苏过，过早地看透了人世的沧桑，也让他的内心格外早熟。他知道，父亲虽一贬再贬，是因为他功高名重，又从来不蝇营狗苟。他知道，人是卑微的，但是自己的父亲不愿因这卑微而放弃尊严，即使自然或命运向他提出苛刻的条件，他仍不愿以妥协而实现交易。这一强硬的姿态是原始的，类似于自然物的仿制。一座山、一块石、一棵树，都是如此。甚至一叶草，虽然弱不禁风，也试图保持自己身上原有的奇迹。这卑微里，暗藏着一种伟大。所以，有这样一个父亲，他不仅没有丝毫责难，相反，他感到无限的荣光。苏过在海南写下《志隐》一文，主张安贫乐道的精神，苏东坡看了以后，心有所感，说：“吾可以安于岛矣”。
在宋代，已经有了“海南”之名。海南岛在大海之中，少数民族众多，语言、风俗皆与大陆迥异，《儋县志》记载：“盖地极炎热，而海风苦寒。山中多雨多雾，林木阴翳，燥湿之气不能远，蒸而为云，停而为水，莫不有毒。”还说：“风之寒者，侵入肌窍；气之浊者，吸人口鼻；水之毒者，灌于胸腹肺腑，其不死者几稀矣。”描述了一副非常可怕的景观。中原人去海南，十去九不还。苏东坡在给皇帝的谢表中，描述了全家人生离死别的场面：
生无还期，死有余责。……而臣孤老无托，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，已为死别；魑魅逢迎于海外，宁许生还。念报德之何时，悼此心之永已。俯伏流涕，不知所云。
这摧人断肠的景象，将被历史永远记下。
不出苏东坡所料，到达海南后，他看到的是一个“食无肉，出无舆，居无屋，病无医，冬无炭，夏无泉”的“六无”世界。
但对于苏东坡来说，最痛苦的，还不是举目无亲，“百物皆无”，而是没有书籍可读。仓惶渡海，当然不会携带书籍，无书可读的窘境，常令苏东坡失魂落魄。于是，苏东坡父子就开始动手抄书。苏东坡在《与程秀才三首》其三中写道：“儿子到此，抄得《唐书》一部，又借得《前汉》欲抄，若了此二书，便是穷儿暴富也。呵呵！”
元符二年五月，友人郑嘉会从惠州隔海寄来一些书籍，对苏东坡父子，如天大的喜讯，立刻开始把他们在居住的桄榔庵里排放整齐。在《与郑嘉会二首》之一中，苏东坡说：“此中枯寂，殆非人世，然居之甚安。况诸史满前，甚可与语者也。著书则未，日与小儿编排整齐之，以须异日归之左右也。”
那段日子里，父子二人以诗文唱和，情深感厚，情趣相得。《宋史》记载，苏辙曾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吾兄远居海上，惟成就此儿能文也。”
苏过也很喜爱修习道家养生之术。他每天半夜起来打坐，俨然有世外超尘之志。苏东坡在《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》一诗中，骄傲地称许道：
小儿少年有奇志，
中宵起坐存黄庭。
近者戏作《凌云赋》，
笔势仿佛《离骚经》。
苏过《赠远夫诗帖》
与苏东坡一样，苏过在书法和绘画方面也造诣极高，在今天的台北故宫博物院，还收存着他的三件存世书法，分别《赠远夫诗帖》《试后四诗帖》和《疏奉议论帖》（即《贻孙帖》）。他也像父亲一样，痴迷于枯木竹石的绘画主题。今天，我们仍可查到苏东坡在儿子所作《枯木竹石图》上写下的题诗：
老可能为竹写真，
小坡今与石传神。
山僧自觉菩提长，
心境都将付卧轮。
而苏东坡自己，则开始整理在黄州时写作的《易传》未定稿，又开始动笔写《书传》。
七百多年后，纪晓岚读到这些书稿，把它们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
在黄州时，苏东坡以为自己堕入了人生的最低点，那时的他并不知道，他的命运，没有最低，只有更低。但是对人生的热情与勇气，仍然是他应对噩运的杀手锏。在儋州，他除了写书、作诗，又开始酿酒。有诗有酒，帮助他从冲突与悲情中解救出来，使他的内心有了一种节日般的喜悦。
还是在元丰五年（公元1082年），苏东坡谪居黄州，早春的夜里，他骑马山行，前往蕲水，途经一酒家，畅饮甚酣，酒后乘月继续夜行，至浠水县城东架在一溪之上的绿杨桥，便下马解鞍，曲肱醉卧。待杜鹃将他唤醒时，天色已晓。他举目四顾，但见“乱山葱茏”，“众山横拥，流水铿然，疑非尘世”，随手在桥柱上题写一首《西江月》，后段为：
可惜一溪明月，
莫教踏破琼瑶。
解鞍欹枕绿杨桥，
杜宇一声春晓。
这首词，描述苏东坡酒后弄墨的情景，那般的洒脱。他的艺术与人生，因酒而变得盈润饱满。密州时期，苏东坡曾“用土米作酒”，但“皆无味”。他谪居黄州为生计而开垦旧背地种麦种豆时，也曾动手酿酒。他说，“吾方耕于渺莽之野，而汲于清泠之渊，以酿此醪”。他酿成的洒，有的浊有的清，但比在密州时酿的酒好。他说，“酒勿嫌浊，人当取醇”。他将“浊者以饮吾仆，清者以酌吾友”。与苏东坡泛舟赤壁的西蜀武都山道士杨士昌“善作蜜洒，绝醇酽”，苏东坡特作《蜜洒歌》赠他。诗里写了酿制蜜酒的过程：第一天酒液里开始有小气泡，第二天开始清澈光亮，第三天打开酒缸，就闻到了酒香。打量着这甘浓的美酒，就已经让苏东坡唾液生津了。
然而谁也没有想到，苏东坡酿出的蜜酒，喝下去似乎并不那么甜蜜，反而会导致严重的腹泻。有人曾问苏东坡的两个儿子苏迈、苏过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是酿酒秘方有问题，还是酿造工艺有问题？两位公子不禁抚掌大笑，说，其实他们的父亲在黄州仅仅酿过一次蜜酒，后来再也投有尝试过，那一次酿出来的味道跟屠苏药酒差不多，不仅不甜蜜，反而有点儿苦苦的。细想起来，秘方恐怕没有问题，只是苏东坡太性急，可能没有完全按照规定的工艺去酿，所以酿出来的不是蜜酒，而是“泻药”。
除了在黄州，苏东坡酿过蜜酒；在颍州，他酿过天门冬酒；在定州，他酿过松子酒；在惠州，为了除去瘴气，他酿过桂酒；此时在海南，为了去三尸虫，轻身益气，他酿天门冬酒。他在《寓居合江楼》末句“三山咫尺不归击，一杯付与罗浮春”后自注云：“予家酿酒，名罗浮春。”他还写过一篇《东坡酒经》，难怪林语堂先生在《苏东坡传》中称其为“造酒试验家”。
有了酒，却没有肉。那时的海南，连猪肉也没有，在黄州研究出来的“东坡肉”，他只能在饥饿中想一想而已。他只能野菜野果当干粮，但他还写了一篇《菜羹赋》，声称：“煮蔓菁、芦菔、苦荠而食之。其法不用醯酱，而有自然之味。”在饥饿的屈迫下，他像当年在黄州一样，开始寻找新的食物源。很快，他发现了生蚝的妙处。有一年，冬至将至，有海南土著送蚝给他。剖开后，得蚝肉数升。苏东坡将蚝肉放入浆水、酒中炖煮，他又拿其中个儿大的蚝肉，在火上烤熟，“食之甚美，未始有也”。
刚到海南时，苏东坡经常站在海边，看海天茫茫，寂寥感油然而生，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孤岛。后来一想，方圆九州、中原大地，这世上所有的人，不都在大海的包围之中吗？苏东坡说，自己就像是小蚂蚁不慎跌入一小片水洼，以为落入大海，于是慌慌张张爬上草叶，心慌意乱，不知道会漂向何方。但用不了多久，水洼干涸，小蚂蚁就会生还。从人类的眼光来看，小蚂蚁很可笑，同样，从天地的视角里，他自己的个人悲哀也同样可笑。
在海南，被阳光镀亮的树木花草，动物的脊背，歌声，甚至鬼魂，都同样地可以让他喜悦。这让我想起诗人杨牧在台湾岛上写下的一句话：“正前方最无尽的空间是广阔，开放，渺茫，是一种神魂召唤的永恒。”
苏东坡穿着薄薄的春衫，背着一只喝水的大瓢，在海南的田垅上放歌而行。途中遇到一位老妇，见到苏东坡，走过来说了一句话，让苏东坡一愣。
她说：先生从前一定富贵，不过，都是一场春梦罢了。
他不知那老妇是什么人，就像那位老妇，不会知道眼见这位白发老人，曾写下“明月几时有”和“大江东去”的豪迈诗句。
公元1100年，宋徽宗即位，大赦天下，下旨将苏东坡徙往廉州，苏辙徙往岳州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《渡海帖》（又称《致梦得秘校尺牍》），就是这个时候书写的。只不过这次渡海，不是从大陆奔赴海南，而是从海南岛渡海北归，返回大陆。
苏轼《渡海帖》那一次，他先去海南岛北端的澄迈寻找好友马梦得，不巧马梦得北行未归，苏东坡满心遗憾，写下一通尺牍，交给马梦得的儿子，盼望能在渡海以后相见，这通《渡海帖》，内容如下：
轼将渡海，宿澄迈，承令子见访，知从者未归。又云，恐已到桂府。若果尔，庶几得于海康相遇；不尔，则未知后会之期也。区区无他祷，惟晚景宜倍万自爱耳。匆匆留此纸令子处，更下重封，不罪不罪。轼顿首，梦得秘校阁下。六月十三日。
封囊：手启，梦得秘校。轼封。
这幅《渡海帖》，被认为是晚年书迹之代表，黄庭坚看到这幅字时，不禁赞叹：“沉著痛快，乃似李北海。”这件珍贵的尺牍历经宋元明清，流入清宫内府，被著录于《石渠宝笈续编》，现在是台北故宫博物院《宋四家小品》卷之一。
无论对于苏东坡，还是他之后任何一个贬往海南的官员，横渡琼州海峡都将成为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段旅程。宋代不杀文官，那个被放置在大海中的孤岛，对于宋代官员来说，几乎是最接近死亡的地带。因此，南渡与北归，往往成为羁束与自由的折点。但对苏东坡来说，官位与方位的落差，都不能动摇他心里的那根水平线，所谓“吾道无南北，安知不生今”。因为他在自己的诗、画里找到了足够的自由，让他徜徉其中，无端来去、追逐，尽享欢乐，因此，地位和地理的变化已经不那么重要，好像不管在哪里，他都能得到一种不曾体验过的美。这让他在颠沛之间，从来不失希望与尊严；那份动荡中的安静，在今天看来更加迷人。他在澄迈留下的一纸《渡海帖》，没有心率过速的痕迹，相反，这帖里有一种静，难以想象，静如石头的沉思。
他就这样告别了那个岛，告别了台风与海啸，告别了那些朝朝暮暮的烈日与细雨，告别了林木深处的花妖，带上行囊里仅有的书，重返深远的大陆。再过大庾岭时，一位白发老人看到苏东坡，得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，便上前作揖说：“我听说有人千方百计要陷害您，而今平安北归，真实老天保佑啊！”
苏东坡听罢，心里已如翻江倒海，挥笔给老人写下一首诗：
鹤骨霜鬓心已灰，
青松合抱手亲栽。
问翁大庾岭头住，
曾见南迁几个回。
再过渡口时，不知他是否会想起当年故乡的渡口见到过的郭纶，那个满眼寂寞的末路英雄。
岁月，正把他自己变成郭纶。
因此，在故乡，他遇到的不是郭纶，而是未来的自己。
在记忆的那端，“是红尘，是黑发”，这端则“是荒原，是孤独的英雄”。
越过南岭，经赣江入长江，船至仪真时，苏东坡跟米芾见了一面。米芾把他珍藏的《太宗草圣帖》和《谢安帖》交给苏东坡，请他写跋，那是六月初一。两天后，苏东坡就瘴毒大作，猛泻不止。到了常州，苏东坡的旅程，就再也不能延续了。
七月里，常州久旱不雨，天气躁热，苏东坡病了几十日，二十六日，已到了弥留之际。
他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说：“吾生无恶，死必不坠。”
意思是，我这一生没做亏心事，不会下地狱。
又说：“至时，慎毋哭泣，让我坦然化去。”
如同苏格拉底死前所说：“我要安静地离开人世，请忍耐、镇静。”
苏东坡病中，他在杭州时的旧友、径山寺维琳方丈早已赶到他身边，此时，他在苏东坡耳边大声说：“端明宜勿忘西方！”
苏东坡气若游丝地答道：“西方不无，但个里着力不得！”
钱世雄也凑近他的耳畔大声说：“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，更须着力！”
苏东坡又答道：“着力即差！”
苏东坡的回答再次表明了他的人生观念：世间万事，皆应顺其自然；能否度至西方极乐世界，也要看缘分，不可强求。他写文章，主张“随物赋形”，所谓“行于所当行”，“止于不可不止”，他的人生观，也别无二致。西方极乐世界存在于对自然、人生不经意的了悟之中，绝非穷尽全力临时抱佛脚所能到达。死到临头，他仍不改他的任性。
苏迈含泪上前询问后事，苏东坡没有作出任何回应，溘然而逝，
那一年，是公元1101年，12世纪的第一个年头。
心似已灰之木，
身如不系之舟。
问汝平生功业，
黄州惠州儋州。
这是苏东坡在北上途中，在金山寺见到李公麟当年为他所作的画像时即兴写下的一首诗，算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。
有人曾用“8341”来总结苏东坡的一生：“8”是他曾任八州知州，分别是密州、徐州、湖州、登州、杭州、颖州、扬州、定州；“3”是他先后担任过朝廷的吏部、兵部和礼部尚书；“4”是指他“四处贬谪”，先后被贬到黄州、汝州、惠州、儋州；“1”是说他曾经“一任皇帝秘书”，在“翰林学士知制诰”的职位上干了两年多，为皇帝起草诏书八百多道。
然而，当苏东坡在行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，他回首自己的一生，他最想夸耀的不是厕身廊庙的辉煌，而是他受贬黄州、惠州和儋州的流离岁月。这里面或许包含着某种自嘲，也包含着他对个人价值特有的认知。钱穆先生在《国史大纲》中说：“苏东坡诗之伟大，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。他一生奔走潦倒，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。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，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，他的人格是伟大的，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、琼州的一段。那个时候诗都好，可是一安逸下来，就有些不行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。东坡诗之长处，在有豪情，有逸趣。”
即使在以入仕为士人第一价值的宋代，苏东坡也不屑于用世俗的价值规范自己的生命。假若立功不成，他就把立言当作另一种“功”——一种更持久、也更辉煌的功业。他飞越在现实之上，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本领，如弗吉尼亚·伍尔夫所说：他“能把生命从其所依托的事实中解脱出来；寥寥几笔，就点出一副面貌的精魂，而身体倒成了多余之物；一提起荒原，飒飒风声、轰轰霹雳便自笔底而生。”
李泽厚先生在《美的历程》中说，苏东坡的选择，“是奉儒家而出入佛老，谈世事而颇作玄思；于是，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；这里没有屈原、阮籍的忧愤，没有李白、杜甫的豪诚，不似白居易的明朗，不似柳宗元的孤峭，当然更不像韩愈那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。苏东坡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、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，……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。”
李泽厚先生还说：苏东坡“对从元画、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，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。直到《红楼梦》中的‘悲凉之雾，遍布华林’，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。”
九百年后，2000年，法国《世界报》在全球范围内评选1001—2000年间12位世界级杰出人物，苏东坡成为中国唯一入选者，被授予“千古英雄”称号。
苏东坡在国人未来心中的位置，是蔡京、高俅之辈想象不到的，犹如苏东坡不会料到，蔡京，还有自己曾经的家臣高俅，即将在自己死后登上北宋政治的前台。
苏东坡辞世后不久，蔡京就被任命为宰相，司马光又成了王朝的负资产，北宋政坛又掀起了暴风骤雨。尽管这个王朝已经折腾不了几年了，但小人们还是完成了逆袭。他们急不可耐地把已去世多年的司马光批倒批臭，司马光曾经的战友苏东坡，也被拉进了这份“黑名单”，被列为待制以上官员的“首恶”，“苏门四学士”黄庭坚、秦观、张耒、晁补之也被打为“黑骨干”。他们请宋徽宗亲笔把这批元祐圣贤的“罪行”写下来，刻在石碑上，立于端礼门前，让这些朝廷的精英遗臭万年。这块篡改历史之碑，史称“元祐党人碑”。
为了与中央保持一致，蔡京下令全国复制这块碑，要求每个郡县都要刻立“元祐党人碑”。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石碑翻刻行动，也是规模最大的篡改历史行为，宋徽宗著名的瘦金体，从此遍及郡县村寨。他们一如当年的大禹、秦始皇，再一次征用了石头，要求石头继续履行它们的政治义务，并用这一整齐化一的行动提醒人民，对历史的任何书写都要听命于政治。他们打倒了苏东坡，还不解气，还要踏上亿万只脚，让他永世不得翻身。
但即使如此，还是有人对帝国的语法不屑一顾，宋人王明清《挥尘录》里记录过九江一个名叫李仲宁的刻工，就对上级交办的任务心存不满，说：“小人家旧贫窭，止因开苏内翰、黄学士词翰，遂至饱暖。今日以奸人为名，诚不忍下手。”
《宋史》也记载过类似的故事，比如长安一个名叫安民的刻工，对上级官员说：臣本是一个愚人，不明白为什么要立碑，只是像司马（光）相公这样的人，地球人都知道他是正直之人，如今说他奸邪，小民实在不忍刻下来。府官听后很生气，要收拾他。安民无奈，只能带着哭腔说：让我刻我就刻吧，只是恳请不要在后面刻上我的名字，让我别落个千古骂名。
此时的官场，唯有高俅敢和蔡京分庭抗礼，说苏东坡的好话。在这一点上，他算有良心。史载，他“不忘苏氏，每其子弟入都，则给养恤甚勤”。
那时，苏东坡早已像一个断线的风筝，跌落在离家万里的紫陌红尘中，对宋徽宗和蔡京的举动，他的喉咙和手，都不能再发言了。
苏东坡的一生总让人想起《老人与海》里的老渔夫圣地亚哥，一次次出海都一无所获，最终打回一条大鱼，却被鲨鱼一路追赶，在无边的暗夜里，他没有任何武器，只能孤身博斗，回港时，只剩下鱼头鱼尾和一条脊骨。
但苏东坡的生命里没有失败，就像圣地亚哥说出的一句话：“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，一个人可以被毁灭，但不能给打败。”
很多年过去了，苏东坡最小的儿子苏过潜入汴京，寄居在景德寺内。权倾一时的宦官梁师成知道了这件事，想验一验他的身份，就把这事报告给了宋徽宗。一日，宫中役吏突然来到景德寺，宣读了一份圣旨，召苏过入宫。抬轿人把他让进了轿子，然后行走如飞。大约走了十里，到达一处长廊，抬轿人把轿子放下来，一位内侍把苏过引入一座小殿，苏过发现殿中那位身披黄色褙子，头戴青玉冠，被一群宫女环绕的人，正是宋徽宗。
当时正值六月，天大热，但那宫殿里却堆冰如山，让苏过感到阵阵寒凉。喷香仿佛轻烟，在宫殿里缭绕不散，一切都有如幻象。苏过行过礼，恍惚间，听见宋徽宗开口了。他说：“听说卿家是苏东坡之子，善画窠石，现有一面素壁，烦你一扫，没有别的事。”
苏过再拜承命，然后走到壁前，在心里度量了一下，便濡毫落笔。
那空白的墙壁，犹如今天的电影银幕，上映着荒野凄迷的景色。
上面有一方石，几株树。
笔力那么的疏淡、简远、清雅、稳重。
那份不动声色，那份磊落之气，几乎与当年的苏东坡别无二致。
在北宋末年落寞迟暮的气氛里，那石头，更凸显几分坚硬与顽强。
只是后来，伴随着金兵南下，那画、那墙、那宫殿，都在大火中消失了。
仿佛突然中断的电影画面。
在这世上，有些美好的事物是可以逆生长的。
当枯树发芽，石头花开，一张纸页成为传奇，人们就会从那张古老的纸上，嗅出旧年的芬芳。
推荐：